TPP要把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上层建筑推广到参与国。

真渴望中国也能有可与硅谷匹敌的知识经济圣地。对于许多大学生来说，如果从18岁就开始工作而不是上大学，经济情况会好很多。

在美国，费用高昂的高等教育从投资的角度而言，不啻赌博。根据美国著名收入信息咨询公司PayScale的【2013-2014年大学毕业生收入报告】，美国的大学本科每年费用在6万美元左右，许多大学生毕业后都背负着数万美元的债务，眼下全美的大学生负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加上创始人在内，这家公司只有55名员工。美国的知识经济充满了诱人的创富神话，但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和泡沫无异，中国可以艳羡，但绝对不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模板来追捧。通用汽车在巅峰时期有超过85万员工，如今只有21.2万。

麦肯锡咨询公司最新的研究报告【从教育到就业】是大学生就业研究领域颇具突破性的一个成果。这和嘀嘀打车一样方便好用，只是是用来做快递而已。当前，以放权为重点破题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本届政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

从我国发展前景看，如果相关改革到位，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仍有条件，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例如：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因而，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有效率资源配置体制。

因此，与80年代的改革比较起来，现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不是改市场，而是要改革政府，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政府压制市场向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长时段的大历史来看，我们国家从一个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社会一下子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其中有很多直接对接之处，用新制度经济学史学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的说法，从一个"自然国"，到计划经济的"威权体制"，在许多治国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有些可以直接继承和对接过来。因此，到了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当今中国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如何放开市场，而是反过来政府的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包括建立起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要有监督制衡，不能任由一个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自己说了算。这些年，中国央行的资产不断膨胀，到2013年，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1.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远远高于美联储、欧盟央行和日本央行。这些央票到期了之后，央行要赎回，相应把基础货币投放了出去，而央票回到央行，变成了中央的资产。

但是我们的国家治理制度，总体上还是在一个计划经济的威权体制理论架构上建立出来的。由于当时采取强制结汇制度，中国的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央行就会向市场投放7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出去。现在改革实质问题当是如何改革政府体制、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当时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这些央票有半年期、一年期乃至三年期。

因为，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看，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喜欢交换和交易，赚钱发财，是人的天生本能。对于这一点，我国汉代史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当前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是政府的权力制衡问题。故一旦解放思想，放开市场，允许人们发展市场，允许民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经济就顺利成长起来了。

到这里我们才深深体会到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章中说的"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比如修改预算法，你修订的再好，画的笼子再美好、再坚实，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大机构来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收税和财政支出，建立预算监督制度的笼子有用吗？从来不是建了一个笼子，老虎就自己进去的。反过来政府的行为又实际上没有切实工作的宪法性规则的约束，且政府一方面运用市场攫取巨大的财政收收入和经营市场谋利，另一方面仍主要靠行政命令来操控和干预市场运行，尤其干预和管制是民营部门的运行，并且不是如一个现代国家制度那样靠法律规则来管理市场，而仍然主要是靠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当然包括用行政手段促进市场发展）。也就是一放开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压制，市场经济就会自发成长起来，一大批企业家就会自发出现和崛起，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随即发生了。到2008年上半年，为了抑制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央行不再为结汇企业直接发人民币来结汇，而是给他们央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

加上其它政府基金性的收入，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的估计，2013年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全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左右。在1979年出版的《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中，哈耶克又特别指出："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之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到底这几年有没有国退民进现象？我说有，且非常严重。

但问题是在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本身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player" 和最大受益者和获利者。这个很难，要比80年代的改革难得多的多。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主要问题是政府在放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政府控制市场、驾驭市场，而且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的格局。现在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缺乏一个良序的市场。八十年代，我曾参加了国内几次主要的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包括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国进民退"？ 另外，另外还有一个往往不大为人们所注意所常常忽略掉了现象：中国这些年形成了有一个巨额资产的庞大的中央银行。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如果中国下一步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关键是要从整个改革导向上以建立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其中，政府预算制衡与监督监督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当然，国进民退，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的数目这几年增加了，或者说国有部门产出的GPD相对于民营部门增大了，而主要表现为政府从市场发展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的份额急剧增大。

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全社会逐渐意识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搞市场经济，要放开市场，让人们去自然逐利，去进行市场贸易，去发财致富。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虑，一个现代市场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当是怎样的？如果建立起管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或国家制度？这是我们国家从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只能在各种以前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国家和政府的制度框架下慢慢地自我改进，自我演化。在一个理论会上，我们常常不停地争辩每一个改革议题，吵到夜里两点三点钟不睡觉。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似乎稀里糊涂地放出来了一个市场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快速地过渡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社会。央行31.7万亿的资产，这是个什么概念？用这个数字除以56.9万亿的GDP，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每一块GDP对应有56分钱的央行资产。同期，美联储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则约为2.2万亿美元。而现在中国社会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规范的、法治的市场问题。

现在中国下一步改革核心问题，应该主要不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如何改政府，如何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的问题了。再加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差不多都在"经营市场"，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大楼、地产、投资公司、高档宾馆或"培训中心"，乃至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的关系是如此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市场运作，哪是政府功能。

我们今天的这个体制，难道不是观念的引入和观念的转变的混合产儿？难道不是还是建立在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上？而我们国家今天的所有混乱和问题，不是全都与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冲突和内在张力有关系？ 在目前这样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节骨眼上，未来我们中国的国家制度将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一句话，未来中国向何处去？难道这不都有待于全社会的观念的转变？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良序市场 。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央行的资产迅速膨胀呢？这主要给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高，央行要用人民替商业银行和出口企业结汇所造成的。

回到翁永曦先生的发言的主题：八十年代改革跟现在改革的差异是什么？八十年代改革，一句话就讲完了：30年的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验，走不下去了，必须改。2007年下半年，中国的CPI接近两位数，控制通货膨胀成了政府和央行经济政策的头等大事。